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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手造就了“帝国”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当代中国，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像褚时健这样大起大落、耄耋之年东山再起，极具传奇色彩而又颇具启迪意义乃至教育意义的企业家，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人。
1949年，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却在1957年因秉持公道、不愿整人而被打入另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暗岁月。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派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早年扛过枪、当过行署人事科长，后来又犯过“政治错误”并因之吃尽人生苦头的褚时健，却在经营管理破败、落后的作坊式烟厂时，从烟田到车间进行了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企业再造。
终于以苦战奋斗加创新开拓，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车间”，千方百计做优做强卷烟质量和品牌，率领企业发展壮大，迅猛飙升，造就了享誉全国的经济奇迹，自己也在1986年同时兼任了玉溪公司经理、地区专卖局局长等职。
在褚时健的率领下，红塔集团和产品异军突起，称雄全国，并带动了云南的崛起。不但建成了亚洲、世界第五的帝国，而且有力地带动了企业职工和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在他效力于红塔的18年中，企业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为国创税近1000亿元，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他为国家的贡献超过1400亿元，为国民经济和地方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众皆知晓的“大王”，全国红的国企领导人之一，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企业家、全国“改革风云人物”等称誉。
褚时健发展国有企业、创造经营奇迹的经验到处传颂，他的话甚至被形容为“圣旨”，他本人俨然成了行业“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八仙过海、各显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当年的“褚案”曾是典型现象
但是这个神话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嘎然而止。他从至高的权力宝座上重重地跌落下来，被指控犯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有可能把牢底坐穿的囚犯。
当年，这个案子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据当时新华社的，对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并由此引爆了一个全国广泛关注的“59岁现象”，即许多主政的官员或国有企业主要领导者退休前普遍心理失衡，大多想捞取些个人利益以为“补偿”，否则权力会“过期作废”，从而沦为罪犯的现象。
大凡国家制度健全的企业经理人，几乎都能获得与他们创造价值相符的高额收入；当代中国在经历大力度的改革改制后，各类企业管理者们也大多获得了与他们的付出相当的高额收益。可“生不逢时”的褚时健在红塔奋战18年的收入加奖金总共不过80万人民币，相当于每创造17万元的价值才获得一元钱的个人收益。种种心理的失衡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终于使他在不适当的时候拿了不适当的钱，造成了那个不成熟的时代企业家付出和收入相背离进而导致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南方人物周刊曾在有关褚时健的专访中提到一个历史上难以思议的情景：当年在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褚时健竟突然失控地发起笑来，妻子马静芬火急制止以至将他的胳膊掐出血来。后来，褚时健在回应笑的原因时坦承：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如果说他这可能导致弥天大祸的疯狂发笑，体现了他超乎常人的勇气、胆略和对于苦难年代的深刻反思和勇敢扬弃，并可由此解释他经营红塔后一系列常人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和创新开拓，则他后来因贡献巨大、自己获益极小而心理失衡所导致的一次对待物质财富上的“超前占有”，则让他付出了牢狱之灾的惨痛代价，他的女儿也于狱中自杀身亡。
褚时健闻讯后平生鲜有地放声痛哭。他说是他害死了女儿，他说就在前几年，女儿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希望他早点退休，别再工作了，而他却偏偏没有听进去，还想多为企业做些贡献。
耄耋创新业，书写新传奇
好在，真正的金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褚时健在70多岁时重创基业的历程，就这样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